红军在中央苏区遭遇挫败后发起长征，而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取得胜利，然而为何最终还是放弃了根据地？

历经大革命的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毅然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略。在此过程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数十个革命根据地。在革命的高潮时期，这些红色根据地的红军队伍总兵力一度达到了三十万之众。

自1934年起，面对国民党及蒋介石部署的重兵围剿，各革命根据地陆续从巅峰跌落。其中，部分根据地由原本的苏区转变为游击区，而部分红军则被迫离开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换言之，便是放弃了根据地。

尤其是1934年10月，当我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亦即中央的所在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中不幸失利，8.6万英勇的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征程。

他们或是被迫撤离，或是遭受国民党军的围剿而遭受巨大损失。

为何当时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中央红军根据地，却陷入失败并被迫踏上长征征程？

由王明、博古等人主导的临时中央，在政治与军事决策上犯下了严重的左倾偏差。

确实，在中央红军的鼎盛时期，其兵力超逾十万，并在数十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在当时军阀纷争、割据严重的中国，无论是军力还是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持有极端敌意的蒋介石，却毫不吝惜地动员了五十万精锐之师，全力以赴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猛攻，不惜代价。

面对着绝对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加之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以及博古、李德的失误军事指挥，中央红军在战场上屡遭挫折，最终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踏上长征之路。尽管这一结果令人扼腕，却也并非完全出人意料。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红四方面军拥有近10万之众的兵力，在成功开辟川陕苏区并挫败敌人的九路围攻后，该军在1935年仍旧毅然离开了辛勤缔造的川陕苏区，踏上了漫长的长征征途。

若中央红军主力，因遭遇敌方压倒性的人海战术围攻，加之当时博古、李德推行王明的错误指导思想及不切实际的军事指挥方针，导致军事上遭受挫折，为保留实力，便不得不离开根据地踏上长征之路。

为何在成功抵御围剿、击退国民党进攻之后，红四方面军还是选择了撤离这片红色根据地？

须知，若无红色根据地的坚实依托，红军在敌人统治的白区进行长征，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在此情况下，红军不仅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稳固的后勤供应，更时刻遭受敌人的威胁，甚至，连最基本的情报搜集也变得异常困难。

面对诸多不利条件，为何红四方面军即便在艰苦的环境下创立川陕苏区，并且兵力接近十万人，仍选择坚持这样做呢？

尽管离开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诱因各有差异，其内在原因实则一脉相承。在回顾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时，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曾如此阐述：

川北苏区历经战争的摧残，粮食和各类必需品均已告急。明年正值青黄不接之际，饥荒的威胁愈发严峻。若红军坚守此地，不仅无法解决民众的粮食难题，甚至可能加剧与百姓的粮食争夺。

在流亡至加拿大之后，张国焘所提出的理由，显然带有为其自身行为进行辩解的成分。尽管如此，不论张国焘是否真的具备如此高尚的道德观念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从客观角度而言，他所述之理由，确实不乏合理性。

毋庸置疑，在经历了多轮反围剿的战火洗礼后，那片饱受战争摧残的革命根据地，已无力承担起供养庞大红四方面军的重任。换言之，革命根据地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无疑是红四方面军作出撤离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济困境，实则成为红一方面军乃至其他根据地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的关键因素。

在大革命失败并与国民党决裂之后，中国共产党被迫撤离城市，转而深入山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选择农村道路并迅速打开局面，最有效的策略便是打击地主豪绅，将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彼时，众多占据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被推翻，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也随之被分配给了农民。

通过打击土豪，分配土地，红军不仅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而且，这使得根据地和红军队伍获得了充足的财力，从而得以迅猛发展壮大。

然而，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策略实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背景下，红军的根据地不得不设于经济相对滞后的边远山区。在这些区域，无论是土豪的数目还是他们所掌握的财富，都显得相当有限。

面对缺乏可供征服的土豪和难以迅速拓展的根据地，各地根据地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需知，由于先前扩张迅猛，人才储备不足，且对根据地内部的生产恢复与增长缺乏重视，许多根据地的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对土豪的征伐。

在这种发展模式之下，1929年至1931年期间，正值国民党陷入大规模混战，对红军的发展未能及时给予支援，红军及其根据地实现了迅猛扩张。然而，随着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得胜利，逐渐恢复元气并开始调集重兵对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的扩张势头便受到了遏制。

经过遏制，红军的根据地已无豪绅可供打击，加之国民党军队的围攻，革命根据地及红军面临着严峻的财政与经济困境。

严峻的经济困境迫使众多红色队伍不得不深入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筹粮筹款，这便意味着在白色区域内展开游击战。毕竟，在那片区域中，仍有机可乘的土豪势力。

然而，此种做法引发了与红色根据地相邻的白区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导致了严重的红白对立。实际上，红白对立不仅阻碍了红军根据地的快速扩张，更使得根据地实际上陷入了一道严密的封锁之中。

在抗战岁月，毛主席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时，亦曾深刻反思当时左倾政策引发的赤白对立，并将其认定为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坐落於经济欠发达、交通闭塞的偏远山区，这些红色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原本就相当脆弱。红军的过渡动员、脱产人员比例过高，以及频繁的反围剿作战，导致物资消耗剧增，进一步恶化了红色根据地的经济困境。

以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红军兵力最为庞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参照，在其鼎盛时期，该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包括红一方面军及各地方部队——总兵力一度超过12万。

坐落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接壤地带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地处群山环绕、交通闭塞、经济相对滞后的区域。即便在鼎盛时期，这块横跨三省的根据地面积也不过8万余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亦仅450余万。

换言之，这个仅有450万人口的根据地，时时刻刻遭受国民党重兵的围剿、包围与封锁，平均每三十人中便需分担一人，以供应那些脱离生产岗位的红军战士。

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除了设施极其简陋的兵工厂外，几乎缺乏任何工业设施。全赖山脉深处贫瘠的土地产出，以维持如此高比例的脱产军队与干部，其经济压力之重，不难想见。

自1930年11月起，国民党陆续集结精锐兵力，在短短四年之内，便对中央苏区发起了五轮规模浩大的围剿行动。

尽管红军在前四次战役中均告捷，然而，战争的大部份是在根据地内部爆发，加之国民党军队历来纪律涣散，对根据地造成了深重的损害，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困境。

伴随着左倾错误的加剧，自1934年春季起，中央苏区便陷入了严重的粮荒困境。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不得不作出严格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仅能进餐两次，且原本每人分配的十六两粮食需节省四两，实际摄入量仅剩十二两。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十二两的粮食也变得难以维系，民众被迫以稀饭、米糠、苦菜以及树叶为食。

彼时，位于中央苏区的列宁师范学校，因学生每日需以稀饭为食，遂被学子们戏谑为“稀饭学校”。此外，由于实施了失误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遭遇了严重的食盐短缺。尤其是当私盐的供应渠道亦被切断之后，盐荒问题愈发严峻。

开国元勋黄克诚曾回忆说，当时即便是中央红军的精锐之师红一军团，亦面临无盐可用的困境。为此，不得不作出规定，前线战士每人每日仅能分得八分盐，而驻守后方的部队则完全无盐可食。须知，盐乃人类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缺乏盐分，不仅作战难以进行，连日常体力都无法保证，长期下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与此同时，面对国民党日益加剧的围剿压力，中央红军全力以赴投入到扩军行动中。在短短数月间，数万志士仁人纷纷投身红军行列。瑞金模范师、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等众多知名红军部队，亦应运而生。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脱产红军加入扩红，根据地的经济危机愈发严重。到了1934年10月，面对敌军五十万精锐的第5次围剿，即便中央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胜利，局势依旧不容乐观——连绵的战事和巨大的压力，已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红四方面军的状况实则与中央红军相去不远，甚至可以说是更为严峻。

自1932年西征行动以来，红四方面军得以迅猛地建立川陕根据地，兵力规模亦迅速扩张至近十万，这一切均与当时四川地区的局势密切相关。

在民国全盛时期，四川地区饱受军阀割据之苦，陷入了一片混乱。正因局势极度动荡，各路军阀无暇他顾，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未能构成威胁，从而为其提供了迅速成长的宝贵时机。

然而，随着红四方面军的迅猛壮大，感受到严重威胁的川军各路军阀，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团结，开始集结庞大的兵力，对川陕根据地发起了攻势。在这场攻势中，以四川王刘湘策划的六路围攻达到了顶点。

彼时，蒋介石及其所率领的川军，在川陕根据地集结的兵力超过两百个团。此外，他们沿袭了蒋介石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策略，在根据地外围一圈又一圈地构筑碉堡，形成严密的封锁线。

尽管红四方面军成功突破了刘湘所布下的六路围攻，然而，部队已陷入穷途末路。回顾这段历史，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曾感慨道：

革命根据地若欲支撑战争，并保障红军的生存与壮大，势必要依赖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红军在战场上，首要需求是粮食，其次是衣被，再者需补充兵员，最后是武器与弹药。缺此四者，所谓自保与灭敌，不过是徒然之想。川陕根据地进入后期，情形可用“民穷财尽”四字来概括。粮食、衣物匮乏，兵员补充无望，部队不仅面临战斗的挑战，生存本身也成为一大难题。若遇敌人“川陕会剿”，我方在人力、物资、财力上均告匮乏，即便咬紧牙关勉强支撑，终究难以长久。欲再战反三路或反六路围攻之役，实乃心有余而力不足。

恰在此时，中央红军亦启程远离了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在1935年1月，当中央军委拟定《渡江作战计划》之际，明确指出：

联合四路军队，于川西北地区发起全面反攻，四路军队在野战军渡江前，应主动向重庆方向发起攻势，以此吸引敌方主力，确保我军野战军顺利渡江。

换言之，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及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了协同支援的电令。

在当时的背景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于江油周边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正式提出了一项建议，即“撤离川陕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两军会师后，在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致力于将川、康、陕、甘、青等省份赤化”。

对此提议，与会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纷纷表示赞同。于是，经过两年的坚守，8万红四方面军毅然告别了他们建立的川陕根据地，迈向了漫漫长征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