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一家的往事：三代人与林彪的历史关联
阎明：一家三代总绕不过林彪
来源：南人物周刊
阎明的父亲，阎仲川，曾是林彪的亲信部下，官至副总参谋长，参与拟定“一号号令”。然而，林彪事件爆发后，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经历了审查与监禁，家庭也因此破碎，成员们散落至五湖四海，各奔前程。
阎明、阎仲川
弃小入大山脉
人物周刊：你父亲曾是吕正操部下？
阎明回忆道：“我父亲在冀中军区时期，曾是吕正操将军麾下的一员，随他一同前往东北。后来，吕将军调任西满军区担任司令，并邀请我父亲一同前往（当时，东北地区设有东满、西满、南满、北满等多个军区）。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张便条，表示自己无法前往。那时，已有流言蜚语在耳边萦绕，说我是吕司令的山头人物。因此，他选择留在总部，成为了林彪的部下。我父亲曾对我说，他虽然摆脱了一个小山头，却意外地融入了‘四野’这个更大的阵营，最终还是未能幸免于连累。”
人物特刊：此后，他一直担任林彪的下属，他们之间的相处如何？
阎明表示：“我的父亲曾是林彪的旧部，两人之间仅存在上下级的关系，并无个人私交。在军队中，职务分明，领导与部属各司其职。1945年，在东北民主联军时期，我的父亲担任林彪的作战参谋，辽沈战役中则是作战科的副科长。之后，他随林彪一同作战至湖南衡宝，那是由林彪亲自指挥的战役。然而，随着林彪身体状况的恶化，两人不得不分开。当“四野”抵达广州后，林彪则被调往中央担任领导职务。”
父亲与林彪的关系始于1969年珍宝岛战役之后。彼时，他北上北京，担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一职，此前他曾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及广州军区参谋长。父亲之所以被调至北京，并非林彪的提议，而是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后，吸纳了一批“四野”的将领。在广州军区，黄永胜担任司令员，而我父亲则是参谋长，因此得以顺理成章地随黄永胜一同调入北京。
人物周刊：你父亲与黄永胜关系如何？
阎明：虽为上下级关系，私交方面并不密切。在工作层面，我父亲拥有提出建议的权力，然而在执行命令时，则必须严格服从；而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之间并无太多互动，不过我父亲与他的关系倒是颇为熟络。
黄永胜，这位人物在民间流传着诸多非议，然而，他确实是一位擅长沙场的将领，当之无愧的战将。此外，他胸怀宽广，不拘泥于传统，善于识人用才，尤其青睐年轻且有才华的干部。在治军方面，他颇有建树，在广州军区享有盛誉。
人物周刊：在北京期间，你父亲、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否均为林彪的追随者？
阎明表示：“在我看来，这些人应该都是毛主席的亲信，不是吗？我们不能把林彪算在内。按照常理，黄、吴、李、邱以及我的父亲，在党内和军队中身居高位，没有毛泽东的点头同意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你父亲如何评价林彪？
阎明：战争年代我父亲长期跟随林彪，一直是他指挥班子的核心成员，对林彪的指挥才能很钦佩。林彪打仗很有一套，稳、准、狠。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我们也只能听老人讲讲，凡是跟林彪打过仗、在“四野”呆过的老人，都对林彪的指挥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跟林彪打仗，按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爽”，非常痛快，总能打胜仗。当时“四野”传唱‘林总司令命令往下传，红旗一展大军齐向前……猛打、猛冲、一直猛追赶。’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心中的真实写照。”
人物周刊：传闻林彪性情不佳，他是否容易记恨？
阎明言：“此言所指，是政治还是军事，我并不十分明了。然而，作为一名军事将领，抱持复仇的心态是不可或缺的，那便是永不言败。若有人对我出手，我便必让其付出代价。军人的心中必须具备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过于善良的性格，既不适于从军，亦不适宜从商。因此，林彪在四平遭受白崇禧的挫败，自然会心生报复之意，这不仅限于林彪一人，整个‘四野’的将士们无不怀有将之置之死地的强烈愿望！”
“一号令”父亲下令。
人物周刊：究竟“一号令”背后有何真相？
阎明回忆道，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由政治上的分歧逐渐演变为军事上的对立。尤其在珍宝岛战役之后，两国均进入高度战备状态。1969年，中央军委在前进指挥所召开会议，我父亲因驻地离会场较远，抵达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领导同志早已齐聚一堂。
父亲踏入家门，黄永胜便急切地开口：“林副主席有几项重要指示，请务必记录在心，并及时传达给部队！”他逐一传达了指示内容，待父亲整理完毕，他又叮嘱道：“别忘了加上编号。”值班参谋询问编号的顺序，父亲回应：“鉴于这是‘前指’的首个指示，便从一号开始编排，称之为‘一号号令’吧！”
正是如此，中国现代史册中一段重要篇章，即所谓林彪所策划的“反革命政变预演”——“一号号令”，在父亲的亲自执笔与一位值班参谋的协助下得以成形！这一时刻定格在1969年10月18日的晚上9点30分。
人物周刊：毛主席了解“一号号令”吗？
阎明：我明白。您查阅汪东兴的回忆录便会发现，当时毛泽东在看到这份命令时显得极不满意，他随手拿起火柴便将其焚毁。起初，他打算连同信纸一同烧毁，随后又欲毁掉信封。汪东兴却阻止了他，声称这份文件日后可能需要存档。在汪东兴的坚持下，毛泽东最终放弃了这一举动。
当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拨通了汪东兴主席的电话，询问他是否了解相关情况。主席显得不悦，周总理对此感到惊讶，却并未发表意见。及至批林运动期间，周总理再次向毛泽东主席提及“一号号令”，主席却反问：“何为‘一号号令’？我未曾听闻！”
毛泽东通过军事斗争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对军事指挥权掌握严密。尤其在“文革”期间，调动一个营或连队，乃至执行一次5公里的越野任务，都必须获得他的同意。发布“一号号令”这样的重要命令，又怎能逃过他的察觉？若非他事先默许，一旦发现，难道不会予以取消？
显而易见，是那编号让毛泽东心生不悦。在中国传统中，“一”被视为至高无上，非寻常之人所能随意使用。我父亲将此编号赋予林彪，显然是失当之举。当时他刚抵北京尚不足三月，对这些禁忌之物的了解尚浅，稍有不慎便触怒了毛泽东。
代价是7年半的羁押。
人物周刊：既然毛泽东知晓“一号令”，为何在林彪事件爆发前，未曾对您的父亲采取行动？
阎明表示，当时中央的核心任务是紧急备战，军队确实在进行抵御侵略的戒备工作。尽管某些编号的使用不够恰当，引起了一些长辈的不悦，但工作仍需继续。他认为，那时毛泽东并未对林彪产生怀疑，只是后来林彪个人表现不佳，竟敢与长辈对抗，这才导致了双方的矛盾激化，最终将“一号号令”作为问题提出，进行全面处理。“文革”期间的政治氛围下，任何事都容易被无限放大，“一号号令”自然成为了可以利用的素材。至于1969年，毛泽东断不会认为林彪是在策划反革命政变。
实事求是讲，军人最务实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人，没有谁是想推翻共产党的，没有谁是愿意国家衰败的。林彪当时主抓了很多现代化项目，包括原子弹、导弹、核潜艇。他是主张国家现代化建设的。
林彪对“文革”肯定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对“四人帮”这拨人很抵触。实际上从“文革”开始他们就势不两立，是死掐的。
周总理欲父任副总理。
人物周刊：林彪逃离我国之后，您的父亲随即被逮捕了吗？
阎明回忆道：“起初并未采取行动。然而，在9月13日那天，林彪外出之际，国内局势异常紧张。尽管如此，黄、吴、李、邱等人并未遭到拘押。周总理甚至亲自安排了我父亲负责部署部队的警戒任务。”
在9月23日的前后，我的父亲陪同李先念同志出访越南。原本计划代表团成员返回祖国，而我父亲则打算留在越南，与越南当时的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并肩，跨越北纬17度的分界线，实地考察战场，为“解放”越南南方做准备。然而，计划最终生变，或许是出于对我父亲可能离开的担忧，他也随李先念一同回国。正如之前的文件所述，需要特别关照阎仲川同志。抵达机场后，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同志与我的父亲进行了谈话，提及黄永胜的问题，并敦促他揭露真相。于是，他就这样被带离，连家中也未能一别。此后，我的父亲便长期被监禁。
人物周刊：您曾提及周总理对您父亲的评价，那么总理对他的印象如何？
阎明回忆道：“周总理对我父亲有着极高的评价。在‘文革’时期，周总理屡次莅临广州，我父亲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诸多工作均需向周总理直接汇报。总理对父亲的工作态度甚为赞赏，认为他行事稳重，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把握得恰到好处。父亲被调至北京后，周总理曾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建议他放弃副总参谋长的职务，转任国务院副总理。父亲坦言，由于长期在军队服役，对地方事务了解不深，因此婉言拒绝了总理的建议。这一经历是周总理直接向他提出的，后来父亲亲口向我讲述了这段往事。”
人物周刊：为何周恩来总理没有庇护他，反而让他揭露黄永胜？
阎明表示：“目前情况尚不明朗，总理是不会为了我父亲而冒险的。再者，回顾共产党的历史，每当重大事件发生之后，全体成员都会持有一种共同立场，那就是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国家遭遇如此重大变故，即便是周总理，也无法保住任何人！”
人物周刊：周总理在您父亲被拘押审查期间，是否全程未曾过问长达7年半之久？
阎明回忆道：“据周总理身边的人透露，总理在病情加重之际，曾关切地询问，是否对阎仲川同志的问题过于重视。那时，我正面临从部队复员的抉择，突然收到北京的讯息，得知父亲有望获得平反，这一切都源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切与指示。”
彼时心中颇感欣慰，以为艰辛即将结束。然而，紧接着便是那场“批林批孔”的风暴，矛头直指周恩来！我的父亲自此便陷入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林彪死在蒙古，岳父去收尸
人物周刊：在林彪坠机事件发生后，您的未来岳父许文益担任驻蒙大使，他对此事件是如何应对和处理的？
阎明回忆道：“他抵达蒙古仅二十日便遭遇了林彪坠机的悲剧。处理此事极具挑战性，然而他在这过程中恪尽职守，作为驻外使节，如实将事件情况通报至北京。鉴于驻外使节权限有限，我的岳父不惜冒险，动用了停用已久的北京-莫斯科热线，确保了飞机失事的紧急电报能够迅速传回国内。”
世事总有些奇妙，那条“中苏热线”的建立，最初竟是我姥爷孙继述担任中苏热线总队长时，亲率团队辛勤铺设而成。未曾料想，多年之后，这条热线竟发挥了如此关键的作用。电报一经发送回国，便直接递交至外交部代外长姬鹏飞手中，姬鹏飞随即将其呈报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人物周刊：你岳父是否曾向你提起过那场坠机事故的现场情况？
阎明感叹道：“那情景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死者们的尸体大多面朝上，四肢伸展，烧得面目全非，直至通过比对照片，我们才得以辨认出他们。林彪的头皮破裂，头骨暴露在外；叶群的烧伤较轻；林立果的脸已经烧得面目全非。此外，我们还发现了林彪空军大院0002号的出入证，以及其他人员，如司机杨振纲、机械师邵起良等。”
我与蒙古方面达成一致，依照蒙古民族的习俗，对逝者实施土葬。我亲自率领使馆同仁，怀着深深的敬意，恭敬地行三鞠躬礼，以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然而，那时我们尚不知悉，遇难者竟是林彪一行。
人物周刊：针对你岳父在处理林彪坠机事件中的做法，中央持何种立场？
阎明表示，他对结果非常满意，尤其是对周恩来总理的做法感到极为欣慰。总理在关键时刻迅速启用“中苏热线”向国内传递信息，他的这一举措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得到了表扬。
尽管我的岳父仅是一位驻外大使，并非显赫人物，然而在这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他却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见证者。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前往蒙古访问，重逢了昔日的老友，处理那起事件的当事人。当时，他们纷纷对那段往事选择避而不谈。
我的岳父，一位建国初期的资深外交官，曾供职于外交部干部司及世界知识出版社，随后被派往黎巴嫩担任大使。后来，他被调回外交部，预备担任部长助理一职。然而，恰逢中央推行干部年轻化政策，因超龄而不得不退休，回归家中休养。这位老先生为人正直，来自上海南汇县，然而其言谈举止，却颇似北方豪杰。
给军区司令写信，装上了假牙
人物周刊：林彪事件导致您父亲遭受多次批斗，对吗？
阎明：当然如此。总参机关曾举办过几场由团级以上干部参与的批斗大会。在这些会议上，主席台上总会摆放一把椅子，而我父亲则被带至台上。他的头顶光裸，身着一件未缀红领章的军绿色棉袄，脚下踏着一双黑色的老式棉鞋。
让他落座后，他悠然自得地从怀中取出香烟，随之又取出烟嘴并妥善插上，然后静候接受批评。此时，台下的总参女干部们纷纷领头高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阎仲川若不屈服，必将遭受覆灭之命运。”
人物周刊：在你父亲被拘留期间，你是否曾探望过他？
阎明回忆道：“起初，他们不允许我们见面，但后来情况有所改变。我父亲的情况属于审查尚未得出结论。我们持续不断地进行上访，前往军委上访处和中央上访处，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大约过了一年多，我们终于被允许见面。在见面前一天，专案组来到我家，向我们传达了多项‘不得’事项，强调阎仲川尚未被正式定性，因此关于他的一切都不能提及。”
翌日，一辆华沙牌汽车载着全家在北京城内辗转良久，终至一处院落。母亲一眼便认出了，那是位于翠微路上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父亲被引入其中，他剃去了头顶的毛发，身着一套已被剥夺领章的旧式军装。由于缺少刮胡刀，每次理发时，胡须也一同被一并刮去。
因缺乏活动与阳光照耀，关节变得松弛，腿脚行动不便，身形似乎缩水了不少。满口牙齿仅剩前排的一颗门牙露出，其余均已脱落。
父亲对我们轻声说道：“请你们放心，我绝无轻生的念头。一旦发生不幸，那其中的真相反而会更加扑朔迷离！”
行色匆匆之际，母亲叮嘱父亲向上级反映，恳请治疗牙齿之苦。父亲回应道：“待归家后，便给傅崇碧将军写信，想当年，我曾救过他的性命！”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在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将军的关注下，父亲的假牙得以顺利安装。
人物周刊：你父亲何时获释？
阎明回忆道：我与父亲见面不久后，他便获得了释放。1979年四月，他结束了关押生活，回归家中，静候组织的最终结论。这一等待，长达三年之久。到了1982年，总参的领导代表组织对我父亲宣读了结论，然而结论中并未提及“一号号令”的问题，只是笼统地指出我父亲在总部和广州犯下的错误相当严重。
《人物周刊》独家专访：创作《往事不忍成历史》的背后，您是出于对过去的怀念，还是有其他深层次的意图，比如寻求公正或发声控诉？
阎明：毫无动机。
坦白而言，我正向众人叙述一段真实的故事，其间并无其他企图，仅因事件本身已然发生。
当然，因为我父亲，我们受牵连肯定是有的。母亲从家里被扫地出门了，子女从部队被扫地出门了，一点想法都没有不可能。我们现在就是普通人，走到现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身上已经没什么政治光环了，更多是被人在后脊梁指指戳戳，说他父亲是“一号号令”制造者，是林彪的人，并不是什么好听的话。但我们始终相信共产党。